關於英國央行（Bank of England）上週出手干預，阻止該國一些主要銀行根據去年的利潤派發75億英鎊的股息，一個問題隨之而來。
但並不是央行是否應該採取行動的問題：考慮到英國正在經歷的經濟衝擊，很少有人認真質疑英國的銀行是否應該保存資本。恰恰相反。為什麼花了這麼長時間？
別忘了，就在巴克萊銀行（Barclays）為投資者派息的3天前，英國央行就出手干預，這絲毫不像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方向轉變；更多的是一個U型手剎，在路上留下了黑色的橡膠印。
官方的解釋當然是因為新冠病毒。
疫情蔓延給銀行帶來了更大的放貸壓力，與此同時，銀行還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客戶違約。正是出於這個原因，英國央行上月取消了壓力測試，並釋放了銀行所謂的反週期“資本緩衝”，允許它們在資產負債表上容納更多由固定股本水平提供資金的貸款。
但直到最近，病毒傳播才在當地成為重要新聞。
令人困惑的是，所有的資本分配都未能更早完成。很難相信央行會相信銀行老闆們會表現出克制，尤其是當巴克萊（Barclays）的美國首席執行官傑斯•斯特利（Jes Staley）等人在發放股息時獲得高額獎金時。
更有可能的是，英國央行相信自己的說法，即這些銀行資本極其充足。現已離職的英國央行行長馬克•卡尼（Mark Carney）最近吹噓稱，與2008年不同的是，他們的資產負債表現在非常穩固，銀行可能成為“解決方案的一部分”。
英國央行經常提到的一個指標是將賬面價值（Book Equity）與風險加權資產（RWAs）進行比較。風險加權資產是指根據銀行承擔的風險量進行加權的資產。
在這個基礎上，一切看起來都很不錯。以RBS（蘇格蘭皇家銀行）為例。在危機爆發前，該行的“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”（CET1）非常低，2006年僅為2.9%左右。今年2月，該行宣布去年達到16.2%，使其損失了逾六分之一的加權資產，而沒有耗盡資本。
那麼真的一切都好嗎？
真正的問題是，CET1是否真正體現了資本實力。
關於風險加權資產的一個擔憂是，銀行老闆可能會通過調整資產數量來影響計算結果。正如阿納特•阿德馬蒂（Anat Admati）教授10年前在給英國《金融時報》的一封信中與他人共同觀察到的那樣，這“鼓勵'創新'節約股本，從而破壞了資本監管。
一種不太可行的衡量方法是，不將股本與風險加權資產進行比較，而是簡單地比較未經調整的總資產數量。
此外，由於賬面價值的會計計量是向後看的估值方法，可能會掩蓋虧損，因此，利用銀行的市值來代替賬面價值是有意義的——尤其是在事情進展迅速的時候。
使用這種“市場調整”的衡量標準，情況就會大不相同。
根據杜倫大學（Durham university）教授凱文•多德（Kevin Dowd）的數據，巴克萊目前的槓桿率僅為1.2%。蘇格蘭皇家銀行（RBS）目為1.7%，兩者看上去都不是“解決方案的一部分”。兩者均遠低於央行設定的3.25%的下限（儘管央行使用會計衡量標準）。
最大的原因是股價與賬面價值的比率大幅下降；巴克萊從危機前的2.32倍降至現在的0.23倍。包括匯豐（HSBC）在內的所有英國銀行的比率都遠低於1。
這些數字低得可怕，不能指望它們就這麼消失，因為它們反映的是對未來盈利能力較低的擔憂，而非資產質量。
正如經濟學家默頓•米勒（Merton Miller）所言：
“50%的賬面比率只是市場的說法，我們給了他們一美元，他們設法把其變成了50美分。”
最終，正是他們將一美元兌換成超過一美元的能力，讓銀行得以履行自己的義務。
這些對英國央行來說都不是新聞。市淨率（Price to Book Ratio）多年來一直低於1。
“偉大的資本重建”本應恢復人們對銀行機構的信心。包括卡尼在內的許多人堅持說，這一承諾已經兌現。如今，英國最具系統性銀行的估值非常低，這表明這些說法是空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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